中国古代祭祀的特质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

祭礼是一种向天地、社稷、日月、先祖等神灵献祭的礼典。宗教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，相信神灵的神力可以禳灾和赐福。但中国古代的祭礼并不是基于对神灵的宗教性崇拜。中国的祭祀传统，在西周以后，即随着人文理性的觉醒，尤其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，祭祀的宗教色彩日益弱化，宗教功能逐渐瓦解，祭礼被注入了人文精神，成为一种具有人文精神与人文特质的文化体系。

关于中国古代祀典设置的基本原则，《礼记·祭法》有清楚的表述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-崇德报功，即凡是有利于人类文明生存和发展的人或物都可以成为祭祀的对象。人们不只祭祀那些生前“有功烈于民”的祖先，而且要祭祀那些能对人们性生存、发展做出贡献的自然物，如日月星辰、山林川谷等；人们不只祭祀与自己一脉有血缘关系的祖先，还要祭祀那些为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贤、先圣、先师等人。古人将祭祀视为一种报本崇德的礼仪，尤其是儒家，主张祭祀不是为了希求从神那里得到佑助，而是希望通过祭祀来推行教化，达到“民德归厚”的目的。

在中国古代社会，“敬天法祖”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信仰，祭礼以郊祀与祭祖为重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突出现象。古人认为，礼有三本，即天地、亲、君师，儒家经典著作《大戴礼记·礼三本》说:“礼有三本：天地者性之本也；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；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”所谓本，就是指事物形成的本原。万物的本原来自于天地运行、四时代序，人们所需要的物用民材都是天地所生。儒家认为，天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来源，礼即效法天地之德而制定。先祖不仅是血缘种族的生命之本，还是人间道德、力量、事业、功绩的至高至善的代表与象征，祖先对后世具有莫大恩德，祭祀他们“一曰报功，二曰修先。报功以勉力，修先以崇恩”。君师为伦理教化之本，历代圣贤如伏羲、炎帝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公、孔子等圣贤德行深厚，生前功烈卓著，泽被后世，祭祀他们是细怀他们的功绩，以激励后人奋发有为。“天地君亲师”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祭拜对象，充分表现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感恩，对君师的尊敬，对先祖的怀念之情，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古代敬天法地、孝亲顺长、忠君爱国、尊师重教的伦理价值取向，以及崇德报功的祭祀原则。

中国古礼的基本精神，是主张礼要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基础之上，儒家称之为“仁”，“仁”为礼乐文化的内在精神。《论语·八佾》记载孔子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孔子又感慨说:“礼云礼玉帛云乎哉？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“礼”的践行，是表达人本思亲等“仁”爱情感的方式。孔子主张在行礼时要有内心的真实感情，要具有爱人之情，而不要仅仅在意玉帛之类的外在礼物与周旋揖让等仪式。礼乐的制作乃是基于人的自然情感，当被抽离了礼的精神，外在的礼文也不过是作秀的仪式，并没有实际意义。

古代祭祀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是“敬享“、“贵诚”，注重恭敬虔诚是古代祭祀文化的特征之一。古人祭祀，要求在面对神灵时一定要发自内心的恭敬，若是内心懈怠，就无法与神灵沟通。《礼记·祭统》说“身致其诚信，诚信之谓尽，尽之谓敬，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，此祭之道也”，认为祭祀的根本在于诚敬。祭祀者若无诚敬之心，则对先祖神灵的自然真情无从体现，尽管行礼时也板一眼，但如此祭祀不过是虚应故事的作秀，也就达不到祭祀的目的。

中国古代将祭祀的道德内涵概括为“鬼神飨德”，主张祭祀的根本在于祭祀者内在的诚敬之德。《礼记·礼器》论道：“君子曰：祭祀不祈，不麾蚤，不乐葆大，不善嘉事，牲不及肥大，荐不美多品。”是说祭祀的根本不在于那些祭器的高大华丽、祭牲的肥大和祭品的丰富佳美，这些都不是祭祀真正的意义所在，因为鬼神飨德不飨味。《穀梁传·成公十七年》也说：“祭者，荐其时也，荐其敬也，荐其美也，非享味也。”这里明确提出祭祀的根本在祭祀者的恭敬之情。古人认为，如果祭祀者具备忠信、敬诚等美德，即使是祭品比较微薄，也可用来拜祭神灵而获得赐福。如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说：“苟有明信，涧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蕴藻之菜，筐笪锜釜之器，潢污行潦之水，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。”祭品尽管朴质简略，但有德之君子是出自内心的诚敬，以之献祭亦可获得神灵的福佑。

由于注重恭敬虔诚，中国古代祭祀呈现出尚质朴的特征。在古代祭祀中，越是尊贵的神灵，其祭品、仪式越是俭约、质朴。比如在祭祀上天时，明明有了甘甜的美酒，却要用无味的玄酒（清水）祭奠上天；进献给上天的羹不加盐、梅等调味品，淡而无味，称为“大羹”；祭祀上天应该是最尊贵、隆重的礼典，但以荐献血、腥（生肉）为尊贵；祭祀时用的圭不加雕琢；郊祀的场所也没有什么富丽堂皇的建筑，只是在南郊打扫出干净的地面；祭祀用的席子也不华丽舒适，而是用禾杆编织的粗糙之席。天子郊祭时乘坐不加彩绘的车，祭器用质朴无文的陶器与葫芦做的瓢，不用华美的祭器。这些都体现出大祭“贵质”的特点。古人认为，这些遵从远古的传统，看似落伍的祭祀仪式，其实是教导人们不要忘本，不要忘记先人的功绩，正是他们的辛苦努力，才有现在的生活。通过这样的祭祀仪式，可以让人们回归本心，静心缅怀先人，反思现在生活之不易。

祭祀原本是一种向神灵献祭的宗教行为，祭祀的目的不外乎求福、报祭与禳灾等。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不相信真有所谓的鬼神存在，素来主张“不语怪力乱神”。那么，为什么要举行祭祀呢？儒家主张祭祀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需要，而不是出于功利性的宗教目的。如儒家经典《礼记,祭统》说：“夫祭者，非物自外至者也，自中出，生于心也。”是说对亲人的祭祀，生于祭祀者内心的情感，祭祀仪式所表达的就是后人对祖先的追思缅怀之情，这种情感是自然而然的，而不是外在强加的。中国古代祭礼，是以人的内心情感作为基础的，心祭重于外在的祭祀仪式。冯友兰先生曾说，“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，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，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,不是宗教的。”祭祀的目的,从个人情感来说，就是自尽其心，可以说，祭祀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和感情依托形式。

由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张祭祀的人文意义与人文功能，故而祭祀的求福功能成为次要的目的，《礼记·礼器》明确提出“祭祀不祈”，主张祭祀的主观目的不是为了求福。

那么求福之道是什么呢？儒家认为，求福之道并非是向外求，而是君子修身立德，向内而求，“福由己”,“自求多福”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要》篇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：“君子德性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义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君子注重以德义求福，所以祭祀就很少；注重以仁义求吉，所以卜筮就很少。孔子强调，君子具备深厚的德行才是求福法门。

中国古代祭祀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宗教意义上的祈求，而是为了百姓的福社。历史上有很多故事就反映出中国古人对祭祀的这种理性认识。春秋时期的司马子鱼论祭祀就是一例。《左传·僖公十九年》记载，宋襄公让邾文公杀鄫国的国君来祭祀社神，意图联合东夷，实现宋襄公称霸的野心。当时的宋国司马子鱼对此事非常不满，批评说：祭祀是为了人，百姓是神的主人。杀人祭祀，有什么神来享用？齐桓公恢复了三个被灭亡的国家以使诸侯归附，有识之士还说他德行浅薄,现在一次会盟而冒犯两个国家的国君，又用来祭祀邪恶昏乱的鬼神，用这种手段来求取霸业，不是做梦吗？司马子鱼认为，祭祀的目的是为人，祭祀是为人的福祉，而不是为了满足虚幻的神灵的欲求，民才是神的主人。

中国古人认为，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。意思是说，上天公正无私，总是帮助品德高尚的人。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一句话说得很好：“神所凭依，将在德矣。”祭祀者只有具备“德”，鬼神方才受享。作为一国之君，具备深厚的德行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政治清眀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社会和谐，然后再虔诚地祭祀，鬼神才会降福。反之，国君德行低劣，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，政治昏暗，内乱不已，即使用再丰厚的祭品，鬼神也不会赐福。

既然祭祀的目的是为了为天下百姓谋求幸福，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君王来说，德性求福的表现就是能够安民保民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积极地为民谋求福祉。

中国古代祭礼虽然采用了宗教的形式，而着眼点却是世间的现实秩序。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五种伦常关系，如何使用正确的道德伦理规范来协调这五种关系，是儒家道德伦理学说的核心内容。在儒家看来，祭礼在调理五伦关系方面具有其他礼仪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，祭祀礼仪的目的就是要正确调理和规范五伦关系，从而实现“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”的目的。

中国古代讲究“慎终追远”。所谓“追远”，指的就是对逝去亲人的祭祀。儒家认为祭祀具有社会教化功能，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德行，从而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，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。祭礼对个人德性的培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通过祭祀礼仪，使祭祀者表达报本感恩之情，抒发弘道扬善之志，涵养德性，培养人的道德情怀；二是规范人的外在行为，使祭祀者按照礼仪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语、容貌、行为等。儒家认为，祭祀是推行礼乐教化的根本，祭祀可以教导社会成员忠君爱国，尊祖孝敬，诚信有德。

通过以上的论述,可以看出,中国古代的祭祀是人文的,而非宗教的,它指向现实的世界,关注于现实世界的道德伦理与政治社会秩序;祭祀目的不是世俗功利性的,而是一种道德的实践和慰藉人情感的方式;它是一种利用宗教形式而实现人文教化的礼仪体系,与西方的宗教祭祀截然不同。

当前，中国许多地方举办有大型的公祭活动，民间祭祀也逐渐加温，如何从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吸取营养，赋予当前的公祭以及民间祭祀以积极而健康的文化理念，反本开新，从而提升祭祀的文化品味与层次，发挥祭祀凝聚人心、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”的社会功能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。

传统祭祀不可简单地视作封建迷信，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。祭祀之礼，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，祭天地是为表达对天地的敬畏，祭先祖是为表达对祖宗的缅怀，祭先贤是为表达对先贤的崇敬。

当今社会公祭有祭孔子、祭炎黄二帝、祭祖先、祭奠革命英烈，等等，这些祭祀之礼往往比较隆重或严肃，这正是为勾起人们内心对祖宗、先贤、革命英烈等人的敬意。祭祀之礼绝不是流于外在的形式，而是一种“仁爱”、感激、感恩之心从内到外的发扬。人有恭敬之心，才能生成感恩之意，才能生成对社会的恭敬之心、感恩之意，如此为人处世则比较宽厚仁慈，具备美德，可以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。

传统祭祀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。以祭祀黄帝为例来说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，我们号称炎黄子孙，黄帝文化是炎黄子孙情感认同、沟通的桥梁，具有维系华夏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。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魔爪，华夏儿女同仇敌忾，众志成城，1936年，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。为了共同团结抗日，1937年清明节，国民政府、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委派张继、顾祝同、林伯渠三人前往黃帝陵扫墓共同祭奠先祖轩辕黄帝，表达团结御侮、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。这次祭祀活动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，唤醒了国民的民族自尊。2005年5月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到西安黄帝陵拜祭黄帝，亲民党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“慎终怀远,不忘根本”。2012年3月24日（农历三月三），王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郑市轩辕黄帝故里举行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及夫人戴美玉女士受邀出席并上头柱香。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，文化同根，血脉相连，祭祀活动有助于强化台湾同胞的“共祖”意识，缩短两岸的心理距离，坚定台湾同胞“一个中国”的信念，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，加深海峡两岸同胞的友谊，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。今天祭祀“人文初祖”黄帝也是团结海内外华人，建设一个繁荣、富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。拜祭黄帝大典是连接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，可以产生出一种向心型的血缘亲和力与民族凝聚力，是海内外炎黄子孙保持血脉相连、心心相印、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精神源泉。

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，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祭祀文化，反本开新，充分发挥传统祭祀文化的积极作用，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。

国内著名礼学专家曹建墩教授，将于9月19-21日【中华古典礼仪高级研修班】亲临现场，与大家一起探讨中华礼仪文化。机会难得！